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并不会带来更均衡的专业性别结构

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并不会带来更均衡的专业性别结构鼓励女生走进数学与计算机课堂的话语很浪漫,但可能需要检讨。想象你分别走进美国和阿尔及利亚一所大学的数学课堂,你会在哪里看到更多女生?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上周发表于学术期刊《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一篇论文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一个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越好,专业的性别结构越失衡。这项研究由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发起。研究的因变量“学科性别分化”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OECD)2015 年在 67 个地区实施的“国际学生评测项目”(PISA),自变量则是同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为各个地区评估的性别平等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该指数综合了女性在收入、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政治代表性上与男性的平等程度。研究者发现,设想中的“性别平等指数越高,两性在专业选择上差异越小”并没有发生;相反,在性别平等上公认最为前卫的芬兰、挪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的女生比例只有大约 20%,在 67 个地区中位居末尾;而在阿联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性别平等指数垫底的国家,女生在 STEM 学生中所占比例将近 40%。横坐标为女性在 STEM 学科毕业生中所占比例,纵坐标为性别平等指数(GGGI,数值越大表示越平等)。数据来源:PISA,2016;制图:Gijsbert Stoet、David C. Geary,2018乍看之下,这一调查结果呼应了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上个月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电视辩论中给出的论据:北欧国家有着全世界最严重的职业性别分化。这些论据似乎挑战了近年来女权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两性之间的能力差异来自文化建构,而非生理特性。不过,上周发表的论文并不支持对 Peterson 论点的简单化解读。论文引用了早先一项研究的结论,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力”,而在于“选择”。在很多地区,女生的成绩优势并不局限于文科;但就比较优势而言,女生更擅长的依然是阅读,男生则是科学。数据显示,学科比较优势的性别差异随性别平等指数的上升而扩大,一个极端例子是挪威:该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在 72 个国家中排名第 2,但只有 18% 的女生的相对强项是科学——这一数字在男生中则是 46%。对于女生来说,文科依然是更“理性”的选择——如果她们有选择权的话。研究者同时分析认为,在性别平等指数较低的国家,女性的未来通常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这让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前途较为稳定的 STEM 学科。而在北欧式的福利国家,这并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考虑的因素。研究者承认,目前的数据分析仍显粗糙,除了性别平等,学科性别分化可能还与其他变量有关。社会调查通常会控制一些基本变量,比如宗教。值得注意的是,STEM 学科女生比例最高的 7 个国家中有 6 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唯一的例外是越南。这提醒人们 STEM 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在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一位细密画(miniature)画家说道:“采用透视科学和威尼斯大师的技法,纯粹是撒旦的诱惑。”图片来源:Wikipedia尽管研究仍有待深入,这篇论文已经向公共政策制定者亮起了红灯:推动当前的性别平权议题与提高女生的 STEM 学科参与度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上个月,《好奇心日报》报道了牛津大学延长数学考试时间的尝试,其目的就在于提升女生的 STEM 学科成绩与自信。英国政府更是把让更多女生投身 STEM 学科作为国家政策来推行,为此在中学阶段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辅助女生的理科学习。根据这篇论文的结论,此类制度性干预并未切中肯綮。事实上,社会学家早在 2009 年就提出,二战后强调个体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放大了两性之间的某些分化——无论这些分化的根源是生物性还是社会性的。对强调社会性区分的社会建构论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来说,即使在最成功地践行了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社会,性别本质主义(gender-essentialist)的意识形态仍深刻塑造着人们的生命体验、对未来的预期和渴望,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观正好得到了自由、包容的社会氛围的掩护;而在强调生物性差异的本质主义论者看来,两性基于先天禀赋作出更符合自身兴趣、更能实现个体价值的选择,才是一个尊重个性的社会的常态。正如这篇论文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志在促进 STEM 学科性别平衡的施政者正面临一个悖论。他们不能再想当然地把“做你自己”当做消除文化性别差异的灵丹妙药,不能迷信 GGGI 的提升会在所有领域福泽女性或是女性权益的主张者,不能指望全国性的拨款能魔法般地造就更多女工程师。无论 STEM 学科的性别失衡应归咎于自然还是社会因素,都不能通过一场运动在一朝一夕间解决。政府与教育机构要么找到其他影响女生进入 STEM 学科意愿的政策着力点,要么像这篇论文所建议的那样,找到那些有数理天赋却不够自信的女生,更精准地投入资源。当然,一种更普遍的质疑或许尚未得到解答:这种投入真的必要且紧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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